171年前，即清道光七年（1827年），由贺长龄倡导、经魏源“以一己之力”编辑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刊刻问世。继之，依例踵作之风勃兴，相继出现了张鹏飞的《皇朝经世文编补》、饶玉成的《皇朝经世文续编》、麦仲华的《皇朝经世文新编》等20余种“经世文编”。《皇朝经世文编》一书也在晚清出现了五种重刻重校或石印本，颇有“不胫而走，自此益加远矣”（《皇朝经世文编重校本叙》）之势，以至于“数十年来风行海内，凡讲求经济者，无不奉此书为矩，几于家有其书”（《皇朝经世文新增续编序》）。1992年，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此书，更名为《清经世文编》。看来，魏源所编此书确实营造出了历久而弥新的“经世热”文化氛围。
所谓经世，就是治世，意在经邦安国，有利国计民生，实属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。孔子所言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亦奚以为？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可以说是儒学经世思路的开端。魏源正是继承了学以经世的文化传统，在清道光年间不断高涨的旨在对乾嘉汉学面对故纸、宋明理学空言心性进行抨击的声浪中，成为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。魏源治学以经世致用为目的，力主用今文公羊学的“弘通精淼”达到“内圣而外王，蟠天而际地”（《董子春秋发微序》）的和谐统一。他曾批评“争治诂训音声，爪剖析”的汉学家们“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”（《武进李申耆先生传》），诘问那些“托玄虚之理，以政事为粗才”而空言心性的理学家们“心性迂谈可治天下乎？”（《默觚下·治篇一》）魏源还常同龚自珍切磋学问，议论时政，弘扬经世之学，被时人称作“龚魏”，在社会上声名鹊起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魏源被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召为幕宾，专司《皇朝经世文编》的纂辑。于是，魏源强烈的经世抱负通过编辑此书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，他以一介书生实现了学以经世的理想。
魏源从道光五年开始纂辑此书，第二年编就，再一年刊行。这部书共120卷，辑录了从清顺治至道光初年近200年间的学者论著书札、官员奏议、官方文书中足备经世、关乎实用的篇章2236篇，计分学术、治体、吏政、户政、礼政、兵政、刑政、工政八纲，“鸠聚本朝以来硕公、庞儒、俊士、畸民之言”（《皇朝经世文编叙》），爬梳、整理、选取“有专集者”或“存文而无专集者”等共654位作者的文章，成为一部集中反映清代前中期经世实学的论文结集。
此书名曰“经世文编”，自然要切合经世的主题。对此，魏源有非常明确的阐述。他在《皇朝经世文编五例》中指出：“书各有旨归，道存乎用”，“经世以表全编，则学术乃其纲领”，“时务莫切于当代，万事莫备于六官”，强调以行世之书，“取经世之益”，希望“必有真儒，征斯实用”。可见，以经世致用为嚆矢，为清朝“当代”的时务提供一部经世大典，才是魏源编辑此书的目的。同时，该书也确为当时的社会所需要。在清道光初年，虽已不复有以往的康乾盛世，但乾嘉之际文化专制主义的余绪仍影响着学术思想界，“著书都为稻粱谋”的空虚学风依然存在。魏源通过对“皇朝”的经世之文予以采编，呼唤“真儒”出现，可谓用心良苦。因此，这部意在“经世以表全编”进而“取经世之益”的“经世文编”，不仅名副其实，而且促进了清代经世学风的新转向。晚清学人评价说：“此书大旨欲救儒之不适于用”（《越缦堂读书记》），诚为切中实际之言。
魏源通过对此书的纂辑，率先将清代有关经世的文章较为全面系统地整理刊刻出来，为社会提供了一部了解与把握经世之学的读本，促进了经世之学的传播。书中的经世致用言论比比皆是，如顾炎武论学所言“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，皆学之事”（《与友人论学书》）；陈宏谋谈吏治所说“官必爱民，乃为尽职”（《申饬官箴檄》）；慕天颜讲理财所言“更可垦壁荒土，增益税粮，人民殷富，国用自饶”（《水利足民裕》）；施琅论海防时认为摒弃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“诚为图治长久之至计”（《论开海禁疏》）等等，都表明魏源自谓该书“经世以表全编”和“取经世之益”并非虚夸，而是至言。
在该书刊行13年后，中国步入近代社会。魏源正是以其经世实学为功底，在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，又写下了《圣武记》和《海国图志》。前者为“晚侨江、淮，海警飙忽，军问沓至，忾然触其中之所积”（《圣武记叙》）而作，后者乃“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，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”（《海国图志叙》）所写。自此，魏源走上了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经世新途。
